我们隐约看到一种可能性，使自我之唯一性可理解的可能性。

若民，则无恒产，因无恒心。是以好恶各当其物，而爱之理未尝不行乎好恶之间也。

朱子说：有道德，则功术乃道德之功、道德之术。民之心服或兴起，不仅要求德的真实存有，而且在方式上要求以善养人，即在德的教养方面要求一种公共而非私人的、共同向善而非单向传输的方式。这里的政可以包括政与刑，而教则包括德与礼。这样一种分法，和《论语·为政》的这一章对应： 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值得指出的是，刑的本质就是恶恶：恶没有形上根据，但恶恶有形上根据。

如果把德理解成完全自足，那么刑在根本上就是堕落或者助缘，是应该取消的。这样一来，德的政治意义必然首先表现在感化上：只有德的实有才具有政治教化意义，而且德的实有本身就具有教化意义，这种意义不需要通过在德上添加更多的东西来获得。嵇康否定了它们之间有任何联系，把音乐简单地看作自然之物，丝毫不能表达思想感情，这就错了。

是理性化甚至超理性的精神情操、精神境界，决不是感性情感的某种快乐或享受。而在笔者看来，蒙先生的境界观，其最高境界兼有形而上存在者与回归前存在者的意味：蒙先生明确地将第一境界对应于自然本真情感的诚，第二境界对应于道德理性性质的仁。[55]蒙培元：《中国哲学主体思维》，第139页。这是两个不同的超越层级：超验是人的心性或理性的特征，而超凡则是形上本体的特征。

[98]蒙培元：《天·地·人——谈〈易传〉的生态哲学》，《周易研究》2000年第1期，第9‒17页。这样一种独特的哲学，既不是纯粹的形而上学，也不是毫无超越意义的经验知识，而是充满生命力的有机整体论、哲学与价值意味很浓的生命哲学。

[47] 这就是说，《周易》哲学不是经验层面的，而是超越层面的。人不仅是天地之心，而且要为天地立心，所立之心就是仁。蒙先生还指出：这种最高境界的情感表现为乐——艺术。[38] 这是学界首次以境界的观念来诠释《易传》的哲学思想，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。

[65]蒙培元：《中国心性论》，第103页。总之，从《周易》到孔子，其间贯穿着一条线，就是生命问题[90]。[8]蒙培元：《言意之辩及其意义》，《中国哲学史研究》1983年第1期，第72‒79页。[81]蒙培元：《〈易经〉的整体主体思维》，《学术论丛》1992年第2期，第37‒44页。

[23] 蒙培元：《中国哲学主体思维》，第149页。[64]所谓‘先天而天弗违，就是实现了超越的天命之性，以人性为天道。

特别要注意的是：蒙先生所说的自然，不能简单化地对应于西语的nature。情本易学的自然生态论揭示《周易》自然观念的大生命本质，穷究天人之际的生态关系，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情感境界。

其实，《易传》早已作出了回答，这就是‘生，即它的生命意义。[89] 这是在讲《周易》乾坤生命范畴象征着天地，而天地范畴代表自然这个大生命体。男女构精，万物化生，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，但是这并没有完结，‘万物化生之后，便有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。[17] 在蒙先生看来，这个绝对主体生命，集中体现在《周易》生与生生的观念上：天地之大德曰生[18]、生生之谓易[19]。他要为人的德性建立超越性的形上基础。[39]蒙培元：《心灵超越与境界》，第127页。

[56]蒙培元：《理学范畴系统》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，第140页。[30] 确实，在中国哲学中，心是标示主体性的重要范畴[31]。

为此，情本易学首先建构了心灵主体论，旨在揭示作为心灵主体的人的情感主体性在《周易》中的体现。[40]蒙培元：《天·地·人——谈〈易传〉的生态哲学》，《周易研究》2000年第1期，第9‒17页。

在孔子看来，《周易》正是讲‘天命与‘知天命之学，也就是‘天人之际的学问。[89]蒙培元：《人与自然——中国哲学生态观》，《蒙培元全集》第十三卷，第201页。

至于境界问题与《周易》的关系，早在1990年出版的《中国心性论》中，蒙先生就已经注意到：《易传》既然提出了本体论的哲学，而且以天地变化之道、天地生生之德为人性的来源，因此，认识天地阴阳变化之理，就是实现天人合一境界的重要途径。‘易中所表现的阴阳变化……其实，《易传》已经告诉了我们，其最根本的变化就是生命的创造，亦即生命的进化，这才是‘易道的核心所在。但蒙先生所说的这种绝对主体性又不同于西方的概念，而是指的由人赋予的整个自然界这个大生命的主体性。[81] 这是在讲《周易》的生命精神体现在卦爻中。

[13]蒙培元：《中国哲学主体思维》，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，前言第2页、绪论第2页。从阴阳符号的组合到八卦的制造则是伏羲的一大创造。

[54]蒙培元：《中国心性论》，第101页。[95]蒙培元：《〈周易〉的天人哲学》，台湾《中国文化月刊》第116期，1989年6月版，第48‒62页。

孔子的贡献就在于揭开了这层外衣，直接诉之于人的德性，将人的主体实践提到首要地位，从而确立了人的德性主体的地位。这个命题唯有在境界论的意义上才是成立的，即人可以通过自我超越，达到某种与天契合的精神境界。

[76] 2．体现大生命体观念的《周易》哲学范畴 由上述大生命体出发，蒙先生重新诠释了《周易》哲学的一系列基本范畴： 关于易，蒙先生指出：《周易》在提出‘生生之谓易的同时，又提出‘天地之大德曰生，这就把‘生生和‘天德联系起来了。[50]蒙培元：《〈周易〉的天人哲学》，台湾《中国文化月刊》第116期，1989年版，第48‒62页。[26] 这里明确地将主体原则列为《周易》占筮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，这在易学史上恐怕是第一次，却是符合《周易》占筮的原意的，《系辞传》说：天地设位，圣人成能。但他并不强调形上与形下的严格界限，也不认为形而上者是净洁空阔的世界，而是自我超越的主体意识，它和形而下的心理活动不可分离，因此，更加具有实践哲学的特点。

因此，他自始至终谈‘超越，而‘自我超越概念早在1987年的论文《谈儒墨两种思维方式》中即已经提出。[11]蒙培元：《情感与理性》绪言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1‒23页。

所以，蒙先生分析《易传》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命题，指出：《易传》在提出‘顺性命之理的同时，又提出‘穷理尽性以至于命，说明……人不仅仅是血肉之躯，更重要的是形而上的道德本体，这是人的真正存在，只有经过自我超越，才能实现人的真正存在，这种存在就是天人合一的‘天道性命。蒙先生特别强调《易传》形而上者之道的超越性。

而第三境界则对应于乐，乃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回归。关于阴阳，蒙先生指出：阴阳是有具体内涵的，不是一个形式的概念。